1995年开始实施的《预算法》进一步明确了这一做法，全国人大只审查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及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批准中央预算和中央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改变或者撤销常委会关于预算、决算的不适当的决议。
只是在（4）（5）方面，1982年宪法要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请。真正的实质性监督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实施的。
某一届人大早于其常委会而产生，先于其常委会而结束任期。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作用不断增强，可以设想逐步增加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数量，减少全国人大代表的数量，将全国人大和常委会的职权逐步合一，直至由双重议员制变成单一议员制。〔54〕 梓木：论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载于梓木等著：《民主的构思》，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页16-17。（二）主要原因分析 之所以会逐渐形成这种结构性变革，原因多种多样，既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国务院组成人员的人选。
3. 实施机构的调整，保障全国人大职权行使的有效性。在1982年宪法起草过程中，胡乔木同志曾提出一项建议，将一院制改成两院制。它只能作为公共秩序管理者来维护秩序而不是作为土地代言人来自我实现权利。
但是，这种定位并非这种关系的本质。而根据大陆法系主流的罗森贝克的证明责任分配理论，主张权利方应该承担权利成立规范的构成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25]。霍菲尔德法律关系理论难以作为政治权利之分析框架[16]。后者则是为了避免权力与责任关系迅速变成物理上已经落实、无法改变和复原的权利一义务关系，同时也是给除斥期间提供相应实体效力，以免撤销无所适用。
同时，主权者基于公权利和私权利平衡的原则，基于公共负担平等等原则，在进行征收的同时也自我设定了对被征收人进行补偿的义务，确认了被征收人要求补偿的权利。为此，法律应当为房屋征收中撤销诉讼之运作提供必要性与可行性空间，其相应制度安排就是除斥期间和起诉停止执行制度。
也就是说，征收决定阶段的基本法律关系是权力与责任关系，而后两重权利与义务关系不过是其落实的结果。进言之，被拆迁人搬迁出被征收房屋，不过是征收决定阶段之权力与责任关系所生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执行行为而已，不再具有其他法律效果。其中，权利表现为要求他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法律地位，其对应着相依方的义务，其相反状态则为无权利，而无权利又对应着相依方的特权。对此，《条例》第28条予以了充分体现。
这是因为，一来两者毕竟是不同法律关系，一旦产生便各自有运行和实现的逻辑，不可能在物理上予以同步实现。这一条款表明，征收的根本目的在于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18]，而不是房屋所有权—否则政府征收房屋后何必拆除之，也为我们指明了征收补偿的范围。这样一来，征收就形成了政府通过征收来落实权力与责任关系生成政府权利（获得房产）与被征收人义务（让渡房产）和政府义务（给予补偿）与被征收人权利（要求补偿）的双重法律关系。[18]陈端洪．行政许可与个人自由[J]．法学研究，2004,（5]:29. [19]或许是因为这些区别，或许是因为其他原因，我国台湾地区行政法院并不允许行政赔偿受害人通过行政给付诉讼类型来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除了范围与标准不同外，补偿和赔偿还有如下不同[19]。3．拆迁阶段的法律关系 一旦房屋被行政机关征收，被拆迁人的财产权就归属于国家，其就失去了基于房屋所有权、使用权而生的权益，只剩下搬迁义务，以免侵犯国家所有权。
第四，关于补偿给付诉讼的诉讼时效。但是，两者在物理上又不可避免的要区分为所有权征收在前、补偿在后两个阶段。
进言之，对超期、违法建筑否定其补偿权利资格的过程，实际上仍然是基于权力与责任关系消灭建筑上权益的过程，只是这一过程，并不产生新的补偿法律关系。沈阳东湖岛娱乐园与沈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棋盘山分局强拆行为并赔偿纠纷上诉案即反映了这一情形[28]。据此许可，公民得享有使用土地的权利，包括国家在内的任何主体不得侵犯其土地使用权。关于相依的阐释，参见翟小波．霍菲尔德的权利概念[J]·北大法律评论，2004,（2）:369-371. [9]德国法院在区分行政法上公民的反射利益与主观权利时，其实就是遵循这一思路，以法律是否为机关设定了对公民的义务来判断公民是否具有行政法上的权利。这就是许可制度的法律逻辑。二来两者背后毕竟有着不同的利益旨趣，不可能强求相同的实现机制。
只有在义务方不履行义务导致权利方的权利被侵害，原本要求的给付已经没有意义或是不能弥补权利的情况下，才产生新的次生赔偿法律关系。第三，关于补偿给付诉讼之先行程序。
1．关于各种权益的界定。最直接的依据就是《条例》没有采纳第一次征求意见稿中政府和2/3以上被征收人签订补偿协议之后才开始征收的规定。
因此，针对征收决定的行政诉讼类型只能是、也必然是撤销诉讼。即征收的法律逻辑在于，政府通过权力与责任关系消灭了被征收人在房屋上的针对政府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同时生成政府对房屋的权利与相依的公民交付房屋的义务。
但是，正如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工具理性关联所决定的，解决问题的前提是找准问题，因此，当我们对什么是问题本身还不清楚的时候，匆忙下结论的结果只能是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功。然而，也同样要注意，虽然被征收人对此关系不能异议，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只能接受政府作出的补偿决定，也不意味着这一法律关系可以由实施征收的政府随意变更。也许很多法官看到了要求给付补偿金和赔偿金在内容上的相似性，因此就用赔偿诉讼来解决给付纠纷，但如前所述，补偿法律关系和赔偿法律关系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其构成要件不尽相同，因此，诉讼类型也应有所不同。细言之，在城市土地属于国有因而公民只能通过国家许可来使用国有土地时，国家授予公民土地使用权的过程，实际上是国家通过权力与责任关系为公民创设包括特权、权利以及权力等法律关系集合体的过程。
上述所谓的房屋及附着于房屋的利益，从根本上说，是附着于土地使用权一起被征收的，因此需要补偿。对此，《条例》第12条所规定的补偿专项资金制度与第25条所规定的临时安置费制度可视为这一制度的实体支撑，但它还需要更为具体、更为明确的配套制度。
在霍菲尔德看来，所有法律关系都是自成一体的，因此，所有旨在对所谓的权利下一个正式定义的想法既不讨好也没什么用。参见[德]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M]．高家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55. [10]Arthur·L·Corbin, Legal Analysis and Terminology. （1919）29:166. [11]Massimiliano. vatiero, From Hohfeld to Commons , and Beyond？-aLaw and Economics Enquiry on Jural Rel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2010） 69（2） :848. [12]关于法定主义调整方式和意定主义调整方式的阐释，参见陈裕琨．分析法学对行为概念的重建[J]．法学研究，2003,（3）:17-19. [13]沈岿．系统性困境中的违宪难题及其出路—以城市房屋征迁制度为例[J]．政治与法律，2010,（12）:4. [14]胡晓．签约率未达100％大慈寺片区模拟拆迁按约终止[N].华西都市报，2011-04-07（4）. [15]关于第一性规则与第二性改变规则，See H·L·A·Hart. The Concept of Law （2nd）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p. 93. [16]See Eleanor·Curran, Can Rights Curb the Hobbesian Sovereign? The Full Right to Self-preservation, Duties of Sovereignty and the Limitations of Hohfeld, Law and Philosophy, （2006）25:262-164 [17]已有法院按照这一分类来处理拆迁过程中的权益纠纷，如高波诉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房屋并赔偿纠纷案，[2006]沈行初字第94号，北大法律信息网，http://vip. chinalawinfo. com/case/displaycontent. asp? Gid = 117539897, 2012年5月1日最后一次访问。
也就是说，补偿请求时效应该参照一般债权的请求时效，为两年，自征收决定作出、补偿法律关系确定之日起算。因此，在强制模式下，征收的过程是征收、补偿和拆迁，在合意模式下，则是补偿、征收和拆迁。
但是，拆迁阶段还是有可能产生法院与被拆迁人之间的赔偿法律关系。由此，通过相依、相反这两个范畴，我们得以分别界定各种法律地位，把原本含义多样、处于复杂社会关系中的法律主体的权益限定于坐标清晰、意义确定的位置上，使它们能够自成一体，不与它种法律地位发生纠葛。[1]对此，马克思以一句家喻户晓的话作了生动说明：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权利、义务、特权和无权利被归为第一序法律关系，因为它们的界定和执行机制是外生的，而权力、豁免、责任与无权力则属第二序法律关系，因为它们的界定与执行机制是内生[11]。
公民得享有处分土地的权力，可以为他人创设关于此土地使用许可的法律关系，如转让土地使用权。这正是霍菲尔德提出相依这一范畴的要旨之所在。
也就是说，对相依这一范畴，我们或可借鉴哲学中矛盾这一范畴来理解。换言之，被告政府得基于《条例》第24条第2款主张原告建筑乃违法、超期建筑，从而否定原告的补偿请求权。
4．征收准备阶段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法律关系 《条例》第24条第2款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依法对征收范围内未经登记的建筑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那么，被征收人要如何提起诉讼才能获得救济？当前的行政诉讼制度又能否给予充分及合理之救济？为此，本文以霍菲尔德法律关系学说为分析工具，就征收过程中的权益纷争与诉讼救济制度之建构提出一孔之见，以求教于方家并助益于征收诉讼实践。
